谈到朝鲜战争，当我们回忆起的画面，大多是冰天雪地、炮火纷飞，还有我们志愿军展现出的那种“谜一般的东方精神”。不过今天，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视角，从当年英国军队的立场出发，看看那场战争的另一面。
战后，英国军方曾报告称，有超过三千名士兵因“战斗应激障碍”而受到影响。在官方文件中记载着：“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造成了心理冲击”。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志愿军的表现让英国士兵感到恐惧，以至于身心俱疲。然而，若与那些从朝鲜半岛回来的英国老兵深入对话，便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这种深埋于心的恐惧感，并不仅仅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所能够解释的。
有些老兵回到家乡后，过年时听到鞭炮的声音，竟然情不自禁地翻滚钻入桌子底下，双手死死抱住头，身体颤抖得如同筛子，而在餐厅里，有的士兵在切牛排时，刀叉碰到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令他们惊恐万分，扔掉餐具，歇斯底里地喊叫。还有一位名叫戴维的中士，他战后多是呆呆地盯着家里的暖气片。他曾描述说，总能看到战友在战壕中冻得发黑的脚趾，就像掰巧克力那样一根根掉在雪地上，鲜血刚渗出便很快凝结成暗红色的小冰粒。
展开剩余89%这些，难道是真正的由于“被中国军人吓到”吗？表面上似乎是，但更本质的原因，是一笔沉重的账单。1951年，记录雪马里的战地日志依旧被保存，尽管纸页已变得脆黄，笔迹用钢笔写着：“1月12日，运输车未到，士兵鞋已冻穿。” “2月5日，药箱仅存碘酒，止痛药早在三天前已用尽。” “3月，轮换令被取消，全员继续驻守。” 而在这工整字迹的旁边，能看到一些铅笔书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如同绝望士兵随意涂抹：“伦敦的人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活着？”
真正让英军感受到“绞肉机”的，是在临津江的战斗。英军王牌部队第29旅的格洛斯特营一夜之间便被志愿军如潮水般的进攻撕裂了七个口子，防线瞬间崩溃。志愿军的冲锋号在他们耳中听来像是地狱的召唤，耳边不断回响着“万岁”的呐喊声。幸存的士兵紧挤在破旧的掩体里，伤亡人数早已过半。有的战士抱紧手中的武器，蜷缩在弹坑中瑟瑟发抖，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开始胡言乱语，声称看见阵亡战友的尸体在冰冷的江面上漂浮，手指冻得僵硬却仍紧抱住扳机。
其中一位上尉精神崩溃，步履蹒跚地举起左轮手枪欲对自己开枪，嘴中重复着：“They are all watching me from the ice（他们都在冰里看着我）”。旁边的一名列兵死死抱住他，警戒之下，手枪走火，伴随着“砰”的一声，留在帐篷顶上的一个洞。随后清点活着的人，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军人眼神变得呆滞，精神崩溃。军医在报告上如实写下“战斗应激障碍”，可这份报告送到指挥部后，被用红笔圈起来，批示仅允许上报“英勇抵抗”，禁止提及“精神崩溃”。
一些士兵情绪崩溃，透过无线电嘶吼着：“我们是皇家陆军！不是被扔下的垃圾！”然而临津江对岸的指挥部回电如冰砖一般冷漠，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坚守阵地，愿为全局牺牲。”你看，这只是志愿军的战斗力产生的结果吗？
真正将他们压垮的，并非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座重得无法呼吸的山，这座山名为“抛弃”。当时“联合国军”内部实施了一种轮换制，初衷是想让士兵们抱有希望。美军士兵只要在朝鲜打满365天，手里握着一张“归家的船票”，便能坚定不移地待上整整一年归国。而他们的英军同胞呢？遭受到伦敦财政部一纸“节省军费”的冷酷命令，死死钉在朝鲜，服役期长达两年，一千多天。即便是探亲假，也大幅压缩至可怜的7天。
1952年，当新的轮换令再次确认英军需要继续驻守时，一名士兵当场将军帽狠狠砸在地上，愤怒如潮，骂伦敦那些在办公室喝下午茶的上层人士，称他们“拿人命当英镑算”。这骂声在静谧的战壕里回响了好几圈，最后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呐喊更显绝望。一名士兵在帐篷里挂了一张日历，每天用刺刀划去一格。到第三年时，纸张的下半部分已经被手指磨得毛边。一封封寄给家里的信中，“等我回来”这几个字写过十七遍，但寄出去的信却渐渐变短，最后只剩下“勿念”两个字。并非不挂念，而是生怕多写一个字，泪水就会湿透信纸。
美军营地的卡车每周如时钟般定时送走正在轮换的士兵。那些美国大兵抱着吉他，轻快地哼唱着猫王的歌曲，帆布包里装满了带回家的巧克力。而许多英军士兵只能趴在营地周围的铁丝网上，呆望着。他们中有人看着看着，突然露出了微笑，但随即又掩面颓然哭泣，双肩抽动着，埋头于冰冷肮脏的雪地中。
三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代表着在零下30度的极寒之地，围绕美军运输车轮胎印过的日子带来的绝望；它象征着目睹战友因严重冻伤而被截肢时，自己却知道还要继续在这里忍受数百个日夜的折磨与痛苦。
被“自己人”抛弃和区别对待的绝望，远比志愿军的冲锋号更加能够摧毁一个士兵的意志。随之而来的后勤和医疗差距将这种绝望推向了更极限的境地。1951年冬天，雪马里的风如刀子般凶狠，卷着冰粒往士兵的骨头里刺去。温度计水银柱降到零下30度时，英军莱斯特团的士兵还在光秃的山头挖掘战壕。运输车前一晚没有到来，去催促的通信兵回来的时候，脸冻得发紫，得知美军把最后三辆卡车调回给自己阵地运送食物和饮料，理由是“英军阵地暂时安全”。
士兵们只能将步枪紧紧裹进大衣里取暖，钢盔冻得能粘掉一层皮肤。有人跺脚取暖时才发现棉鞋底已经裂开，双脚瞬间泡在刺骨的雪水中，短短半小时后便失去了知觉。中午时，临近高地的防守命令下达，然而药箱中比士兵的脸色还要干净，医疗兵老霍翻了三遍药箱，发现止痛药早在三天前分完，绷带则是上次战斗从尸体上回收来的，根本没时间清洗消毒，血和脓冻在纱布上，撕下来的时候，能清楚听见皮肉被扯开的声音。
一名列兵被小腿中弹，痛苦不已，竟然用刺刀疯狂扎入冻土中，嘴上喃喃骂着：“伦敦那帮混蛋……连一片阿司匹林都舍不得给我们……”骂着骂着，泪水便夺眶而出，滚烫的泪珠落在地上，立刻变成了冰碴。傍晚时接到撤退命令，指挥部称“已派装甲车接应”，但他们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只见两架侦察机孤零零地在头顶环绕一圈便飞走了。
大雪愈下愈大，撤退的队伍中，有人滑倒在雪堆里，拼命挣扎想要爬起，双手刚撑在地上，就被结冰的地面牢牢粘住。艰难扯起手时，掌心留下一层破损的皮肤。走在最后的中士，身子一侧都已冻僵，身旁的战友将他架起，每一步如同在忍受酷刑。他微弱地低声说道：“我的脚趾头……似乎掉了两个。”低头一看，裤腿内果真滚落出两块黑紫色的硬块，静静掉落在雪地上，毫无声响。在这样绝望的时刻，志愿军的心理战则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击。
志愿军的心理战专门击中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夜深人静时，英军阵地对面的山头上，突然响起一段用标准牛津口音录制的广播，讲述英军阵亡士兵未能寄出的家信：“亲爱的玛格丽特，伦敦现在是春天了吧？这里的雪化了又冻，我的脚趾头像掉了一样疼……”这声音顺着寒风飘入每一个英国士兵的耳中，听着听着，竟有人愤怒地把手中的枪砸在地上，呸了一声，接着蹲下哭了起来。
更狠的是那些传单。第二天早晨，阵地周围便布满了雪地上的纸片，印着阵亡英军士兵的照片、姓名、部队番号，以及未寄出家信的片段。最后用英文清晰地写着：“他们的家人还在等回信，而伦敦只给了他们一块墓碑。” 有一名列兵在传单上认出了自己参军前的同乡，立刻崩溃，抱着头痛苦尖叫，声称看见那同乡的冻僵面孔就贴在他的帐篷外面看着他。
在圣诞节这天，志愿军甚至用炮弹投射过来一些糖果。士兵们本以为是难得的慰藉，但拆开糖纸时，却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的家人在温暖的壁炉前等你，而你却在这里为美国人的错误当炮灰。”这些手段，虽看似无害，却就像一根根带着毒素的针，准确无误地扎进士兵心底最柔软、最脆弱的角落。原本被无尽的战斗、恶劣的环境以及被抛弃的绝望折磨得几近崩溃，此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因此，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那些三千多（实际上远不止）精神崩溃的英国士兵，真的是被“中国人吓出”的吗？ 这么说，未免太过表面。志愿军的勇猛，是一种催化剂；而志愿军的心理战，则是那致命一击。但最终让这些年轻人精神崩溃的，来源于“自己人”的背叛与冷漠。
直到1998年，英国陆军部才不情不愿地承认，朝鲜战争中英军的“精神障碍者”实际超过五千人，其中有187人在回国后选择了自杀，更多人则被随意归入“纪律问题”，不光彩地开除了军籍，连抚恤金都未能获得。
可笑的是，如今若你走进大英博物馆，还能见到当年格洛斯特营在临津江战斗时的军旗，旁边的解说却写着“英勇作战的证明”，丝毫不提那些冻掉脚趾的士兵，不提医疗兵空空如也的药箱，更不会提伦敦办公室里，装着无尽命运决定的、永远温热的红茶。
所谓的“精神疾病潮”，不过是昔日帝国为了掩盖一场“制度性的谋杀”而贴上的一块遮羞布。当那些在办公室里喝着红茶的将军们，为了所谓的“帝国荣耀”而在文件上签字时，战壕里的普通士兵早已沦为可有可无的“帝国耗材”。所以，真正击垮一个士兵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自己人背后暗藏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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