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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李白，你脑海里浮现的多半是那个白衣飘飘、仗剑天涯的酒仙。他仿佛天生就该活在山水间，活在朋友的酒桌上，活在“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里。
可若你只知酒仙，那恐怕就误读了他一生。他这一生，其实都在拼命地找工作，却从未真正如愿以偿。
李白一生的核心矛盾，就在于怀揣经天纬地之才，却始终敲不开权力中心的大门。他的潇洒，某种程度上，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无奈转身。
展开剩余86%——【天生的死胡同：出身是道迈不过的坎】——
李白想要在唐朝出人头地，最正统的道路是参加科举，这就像今天的“高考”，是无数读书人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然而，这座桥，李白甚至连上去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科举对考生的家庭背景审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苛。
关于李白的身世众说纷纭，但无论是祖上曾被流放的“罪人之后”，还是经商致富后迁居蜀地的“商贾之子”，都给他贴上了致命的标签。
唐朝有明确规定，祖上有过罪行的，后代不能当官。而“士农工商”里，商人地位最低，商人的孩子想参加科举，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最光明正大的那条路，对李白来说，从一开始就被堵得严严实实。这就好比一位天生的短跑健将，却因为户口问题，连省运动会的报名资格都拿不到。
那种憋屈和无力，常人难以想象。
——【四处碰壁的“干谒”之路：放下身段求青睐】——
正门走不通，就只能另辟蹊径。除了科举，唐朝还有其他做官的方式：靠祖上荫庇？李白没戏。从军立功？他剑术不错，可终究是文人墨客，沙场拼杀并非他的所长。
最后，只剩下了一条路——“干谒”。这个词听着文雅，说白了，就是拿着自己的诗文作品，四处拜访王公贵族、地方大员，进行自我推销。
这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无数和李白一样科举无门的才子，都踏上了这条求职路。
这有点像现在的青年创业者，带着项目计划书，到处找天使投资人。只不过他们推销的是自己的才华，希望能有贵人赏识，一把把自己举荐到朝堂。
这条路充满变数，常常求而不得，更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韧劲。
李白从十五岁起，便开始了这趟艰难的“干谒”之旅。最初的他，像所有恃才傲物的天才少年，充满了自信甚至自负。
他去拜见名士李邕，态度狂放，以为凭自己的才气，对方理应纳头便拜。结果可想而知，碰了一鼻子灰。
他非但不反思，反而留下一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意思是：你今天对我爱搭不理，我明天让你高攀不起。
这种少年意气固然可爱，但在官场，却是大忌。随着年岁渐长，四处碰壁的李白也慢慢磨平了棱角。
他给安州长史裴宽写信，姿态就放低了很多，又是夸对方“高义”，又是表示自己愿意“膝行于前，再拜而去”。
到了后来给韩荆州写信时，更是把对方捧上了天，直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把自己渴望被引荐的心情写得恳切无比，甚至带着几分卑微。
从年少轻狂到中年谦卑，这条“干谒”之路，李白走得既辛苦又心酸。
——【皇帝的“玩伴”：光鲜下的无奈现实】——
好不容易，在玉真公主等人的引荐下，加上他那篇才华横溢的《明堂赋》让唐玄宗龙心大悦，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走进了长安的权力中心，得了个“翰林供奉”的职位。
这个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御用文人”。主要工作是陪皇帝游山玩水，在宴会上写写诗、助助兴，本质上是个文化娱乐岗，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这已经是李白能走到的最高点了。
他曾欣喜若狂，以为自己总算找到了施展抱负的平台。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想当的是经邦济世的宰相，可皇帝只把他当成装点盛世的才子。
真正让他政治生涯走到尽头的，还是那三首著名的《清平调》。那天，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里赏牡丹，觉得旧曲子配不上美景美人，就把李白召来写新词。
李白当时喝得醉醺醺的，提笔就来。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把杨贵妃比作仙女，写得花团锦簇，玄宗和贵妃都非常满意。
问题出在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他竟把杨贵妃比作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在文学上或许只是用典，但在政治上，简直是自寻死路。
赵飞燕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红颜祸水”，她和妹妹赵合德把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不理朝政，最后汉成帝甚至死在了她的床上。李白用这么个典故来夸杨贵妃，弦外之音是什么？
是在暗示唐玄宗和汉成帝一样，是个沉迷美色、不务正业的昏君吗？
唐玄宗就算再欣赏他的才华，心里能没有疙瘩吗？这暴露了李白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有顶级的文学才华，却没有丝毫的政治嗅觉。
他根本不懂官场上那些弯弯绕绕的忌讳和潜规则。他以为自己只是在完成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本分，却不知道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或是触怒龙颜的证据。
后来的“力士脱靴”也好，“醉卧长安”也罢，都说明他骨子里是个诗人，不是个政客。他学不会谨小慎微，也学不会阿谀奉承，更学不会收敛锋芒。
他把朝堂当成了可以快意恩仇的江湖。这样的性格，在官场上，注定是待不下去的。
最终，唐玄宗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钱，让他“赐金放还”，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出了长安。李白的“求职记”到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他想做经天纬地的管仲、乐毅，却最终只被当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司马相如。
离开长安后的李白，才真正变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诗仙”。他把毕生的政治失意，都化作了笔下的千古名篇。他游山玩水，饮酒会友，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才是真正的帝王。
可以说，李白的政治悲剧，恰恰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幸运。如果他真的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或许我们会多一个平庸的官员，但一定会少一个光芒万丈的诗人。
他用一生的求而不得，换来了身后的不朽盛名。至于这对他个人而言是幸还是不幸，后人又怎能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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